流行音乐：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作者：吴慧娟（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快速蔓延，并为音像市场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内地歌迷最先接触到的流行音乐歌手，就是被誉为“甜歌皇后”的邓丽君。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流行歌曲，传入内地的千家万户。甜而不腻的清新唱法，欢快轻盈的曲调，易于理解的歌词，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打开了一扇流行音乐之窗。邓丽君的歌曲深刻影响了内地乐坛，一大批歌手从模仿她开始走上流行音乐演唱道路，一大批音乐人靠听邓丽君的音乐掌握了流行音乐写作技巧。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在198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一首《我的中国心》通过电视机传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80年代，《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等港台爱国歌曲得到广泛传唱，在大众中激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自豪感。

　　流行歌曲在争议声中迅速崛起，并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流行文化。年轻人以哼唱流行歌曲为乐趣，全国大型声乐比赛设置了“通俗演唱”奖项，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从此，中国歌坛“通俗”“美声”“民族”三种唱法开始并驾齐驱。流行歌曲的种类开始增多，校园民谣、摇滚、迪斯科等萌芽发育。一曲表达人类呼唤和平和真情的《让世界充满爱》，通过百名歌星的集体演唱，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风采，将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推向高潮。

　　时间来到90年代，音乐创作呈现繁荣景象。虽然港台音乐仍然不容忽视，但内地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开始得到社会认可。《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来》等亚运歌曲走红，雄壮的流行歌曲与国际体育大赛结合，犹如一股流行音乐的传播“飓风”，感染了全体民众。摇滚乐走向高潮期，组乐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潮流。城市民谣、校园民谣、军营民谣及说唱乐、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百花齐放，《小芳》《同桌的你》《一封家书》等代表作，触动了亿万年轻人的心，反映了工业化初期，中国人口流动加快的社会变化。《东方之珠》《七子之歌》等回归音乐涌现，见证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坎坷沧桑、大气恢宏的艺术效果，深深印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行音乐也走向繁荣阶段。制作精良的MTV将视听效果推向极致，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也由此得到了彰显。“卡拉OK”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潮流消费，年轻人呼朋唤友K歌玩耍，商人把唱“卡拉OK”作为招待客人的保留节目，民间涌现出无数“麦霸”，这些世俗化消费的典型标志，体现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众化、商业化。

　　迈入21世纪后，中国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日益提高，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为之瞩目，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众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也随之高涨。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流行音乐，使其呈现出了民族化、高雅化、国际化的趋势。以《阿姐鼓》《吉祥三宝》《北京欢迎你》《天路》等为代表，反映出音乐创作和流行的变化，社会大众的音乐审美提升，新生力量崛起，流行音乐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在这个阶段，华语乐坛上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峰，“中国风”席卷全国，以陶喆、周杰伦、胡彦斌、许嵩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范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给中国流行音乐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更多可能性。

　　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音乐作品创作实现了数字化，通过网络迅速传播。2010年代以来，网络流媒体成为主流载体，网络流行歌曲逐渐变成主角，流行歌曲的创作群体急剧扩大，一大批网红流行歌曲出现，比如《小苹果》《卡路里》等。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降低了网络流行歌曲的创作门槛，快节奏、电子音乐、“洗脑”歌曲受到网友欢迎。不过，问题也出现了，网红流行歌曲的同质化严重，旋律、歌词的整体创作水平下滑，很多歌曲内容雷同，听上去很耳熟，却又很难分辨究竟是哪一首歌。高质量流行歌曲的稀缺，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在去年底，一首《孤勇者》横空出世。《孤勇者》本来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曲，却实现了破圈效应，在大众层面传唱，并演变成儿歌，成了小朋友们的“接头暗号”。有人做过测试，只要在小朋友身边哼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立刻就会引起小朋友跟唱。《孤勇者》歌词寓意深刻，展现出奋斗拼搏精神，曲调昂扬，鼓舞斗志，正能量满满，这是它成为现象级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态势迅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其与历史互洽，与时代共振，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中国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演变的步伐并未停歇，还将继续伴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奏出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16版）

非遗传承人共聚深澳文化园 探讨非遗产业化方向与合作前景******

　　为推进深圳与澳门在非遗文化方面的合作与发展，十八届文博会深澳国际文化科技园分会场近日举行了非遗+文化专题研讨会。非遗大师、深澳两地专家等参与了对话研讨，围绕以“非遗作为城市文化符号的发展机遇”、“非遗产业化”、“非遗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议题，并以澳门为例探讨城市文化品牌独特蓝本，基于非遗产业化命题，探索“中国新高定”“东方高定”的发展契机，追溯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的新生意义。

　　研讨会现场，深澳国际文化科技园总经理肖莹洁分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概况与机会。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政策频出。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众多，可达3000多项，主要集中在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舞蹈和传统美术民俗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以及产业化利用的方式有很多方面，可分为“非遗+旅游、非遗+村镇街区、非遗+饮食、非遗+民宿”等与城市建设相关，以及“非遗+研学、非遗+文博、非遗+文创产品”等与产业发展相关，“非遗+节庆、非遗+演艺”等与文化建设相关等方向。

　　澳门青年领袖议会会长蔡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澳门非遗是城市文化符号和中西融合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现。澳门在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保护力度非常好，这凸显了澳门在保全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充分体现了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一独特而重要的文化地位。

　　据蔡强介绍，澳门比较有名的非遗项目，比如土生葡人表演的土生葡语话剧、舞醉龙，澳门中西融合的各类节庆以及澳门的特色美食，都独具风味和城市吸引力。在澳门，土生葡语依然是重要的沟通语言，融合了马来语、粤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同样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在每年澳门举办的各类艺术节上，必然会有一个给土生葡人保留的节目。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非遗就是粤剧、说唱等等，也都深入到了澳门文化保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来说，大概保留了多达5万多首。

　　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非遗部主任赵婷婷表示，深圳非遗和文创呈现出年轻和创新的城市特点。深圳最年轻的一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今年只有19岁。她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非遗发展上的一个特色是非常活泼年轻、敢于创新，更加融入产业化，这在全国的非遗发展路径上，都是比较少有的现象。大湾区城市更加包容、产业发达，在这些城市生根发芽的非遗基因，能够很好地与文创、研学、文旅、产业充分结合，能够与当下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好地对话。

　　国家级非遗项目广彩代表性传承人、80后工艺美术师何静仪表示，非遗技艺要成为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需要研发创新和工艺创新，挖掘消费需求，实现非遗产业化。

　　比如，广彩大多是收藏品，在技艺实现和难度上，都不太可能是普通消费价格。何静仪在降低成本、匹配年轻人消费习惯上构思广彩在研发和工艺上的创新，推出广彩抽签盲盒，产品创意结合了有趣的粤语传播，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类产品。同时还推出可随身携带的广彩薄胎茶壶、广彩飞形棋盘等。“我觉得，文化传承不应该只成为一种记忆或者文化，它还是可以带着爱的创新实用产品。”她说。

　　国家级非遗项目花丝镶嵌/景泰蓝高级工艺美术师、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周彦君同样表示，非遗产业化发展需要关注消费人群以及从业人群的培育。 作为在以花丝镶嵌、景泰蓝为代表的精工行业奋斗了40多年的老兵，周彦君认为，我们的消费市场和消费人群，对非遗产品的了解度还有人群规模仍然不够庞大，特别是年轻人，喜欢非遗的人群体量占比仍然很少，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普及和推动。可喜的是，近年来，年轻人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群体已经越来越多了。

　　深圳市金声玉振黄金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祝安顺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造和启迪，让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和美好。（中国日报深圳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