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访问|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文/庞无忌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专家测算,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5%,实际增速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扭转!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提振各界信心的重要信号。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的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明年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预计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预期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他认为,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毕马威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何?经济增速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康勇:今年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拖累将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提升。
此外,2022年基数较低,也有利于明年同比增速的回升,预期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这个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去年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1%-5.7%之间,明年的增速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都很重要。
国是直通车:怎么样看待5.2%的增速?明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有何意义?
康勇:一方面,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加快,但总体复苏动能依然偏弱,5.2%的增速仍远低于疫情前6%以上的水平,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并不牢固。综合来看,疫情后四年(2020-2023)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约4.5%,依然弱于中国的潜在增速水平。
另一方面,明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依然远超全球平均水平。IMF在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7%,并指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在今明两年内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并有望在今年超过12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以上,在这样大的体量上实现5.2%的增速实属难得。
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测算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需要4.5%左右的年均增速。
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
康勇: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
一是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加速放开。近期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相继出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有利于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明年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消费随疫情缓解得到改善,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随着防控措施优化,预计明年我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家庭储蓄也有利于疫情后消费复苏。
根据测算,和历史趋势线相比,目前中国储蓄存款总体规模增加了近7万亿元。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居民信心的加强,这其中的一部分超额储蓄也有望转化成消费。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支持力度。我们预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基调,支持经济持续复苏。
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继续将稳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继续用好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同时,预期我国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新能源引领投资增长。受政策推动,今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表现亮眼,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9.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亮眼,超出全部投资增速近1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五是房地产市场修复,对经济拖累减少。我们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下降10%,会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从需求端、供给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特别是近期“三箭齐发”,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三个方面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有望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缓解企业的信用风险。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家庭消费、投资信心依然较弱,房地产的复苏可能仍需时间。
六是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压力减小。预计后续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明显放慢,明年2月和3月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目标利率区间达到5%-5.25%,此后美联储将停止加息。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团队预计2023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降息,并在年底降至2.75%-3%。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预期美元指数转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走强。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转弱,中美利率倒挂缩小,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将改善。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稳增长、稳经济大盘的发力点主要在什么方面?
康勇: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疫情散发,地缘政治紧张等超预期冲击,经济出现一定下行压力,为稳定经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政策效能有待显现。
明年稳增长经济政策要把恢复扩大消费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摆在优先位置,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同时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49.7%,较2021年底提升近3个百分点,但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存在一定加杠杆的空间。预计明年政府发债或将保持一定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运用这一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明年政府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精准有力。稳增长仍将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今年M2增速处于相对高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一定力度,推动经济复苏。
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我国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明显缓解,同时我国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减弱,存在降息降准空间。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