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疗养游”激活楼市:三亚找房热度攀升,海口租赁市场活跃******
“我几乎每年都来三亚,今年明显比去年热闹,感觉回到了2019年的时候,民宿爆满、酒店涨价,三亚的热闹又回来了。”今年元旦,刘伟(化名)从北京前往海南三亚开始了一场“疗愈之旅”。
随着三亚旅游热度的攀升,三亚的楼市也热闹了起来。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疫情管控逐步放开后,三亚游客激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使2022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而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2022年底,海口租赁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三亚找房热度上升超五成,春节或迎成交小高峰
“从北京到三亚,现在机票差不多要上千元,三亚的五星级酒店房间大概涨价有30%。”刘伟向记者表示。
机票和酒店的涨价直接反映出岁末年初三亚旅游热度的回升。而在旅游热度回升的同时,三亚的楼市热度也呈现复苏态势,首先表现为三亚找房热度的攀升。
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0月开始,三亚新房找房热度逐月攀升,尤其是12月疫情放开后游客剧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导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三亚吉阳区、海棠区以及毗邻三亚的万宁市找房热度最大。户型中最受关注的为三居室,最受关注的面积段为90-120平方米。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三亚找房热度的提升和疫情放开有着直接关系,三亚是个典型的旅游城市,旅游地产对购房者的吸引度和本身旅游人数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度,一般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找房热度的高点。
为了抓住这波旅游热,三亚也集中推出了不少新盘。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统计,2022年12月,三亚新房项目共计90个,环比增加3.6%;在售均价31000元/平方米,环比微涨0.04%。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11月房价数据,三亚的新房房价环比涨幅为0.2%,也是为数不多的上涨的城市之一。
至于岁末年初是否有额外优惠,三亚当地一名链家中介人士告诉记者:“年底、年初会有一些营销活动,但是力度不大,比如砸金蛋、送物业费也是常规的营销活动。”
“不过,三亚执行相对严厉的限购政策,也会阻碍部分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入市,短期内关注度的提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的买房行为。”张波分析称。
据三亚市房产信息网显示,近期,三亚新房成交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1月1日至1月10日,三亚新房累计成交402套,其中,1月10日成交大幅增长至146套,也说明三亚楼市热度正在波动爬坡中。
“短期来看,从疫情前的数据来看,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房产成交量的小高峰,也是找房热度的高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受到限购等政策影响,找房热度实现到成交的转化会有较大差异。”张波预计。
海口去年底租房需求明显增加,小户型更获青睐
从租赁市场来看,12月中旬以来,三亚迎来第一波旅游恢复,但以短期度假为主。对于租赁市场的情况,张波向记者表示:“从需求热度数据来看,三亚的短租和长租市场都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
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往往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这部分群体多数来自于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每年有相对固定的租住需求,他们一般在入冬后来到海口租住,到春天再返回家乡。
“我们每年都会来海口度假过年,去年11月份来到海口,刚来的时候感觉人不多,比往年人少,但是到了12月份疫情防控放开后,来海口租房的人开始增多,比如一居室、两居室的小户型就很难租到了;租金上,租期半年价格偏高,整年月租价格就会低些。”来自吉林的刘姐向记者表示。
刘姐租的房子位于海口美兰区海甸岛,这是海口市最大的岛屿。“海甸岛比较安静,人不多,适合我们一家人小住,房租没有明显上涨的感觉。我们租住的一居室价格是1500元/月,和2021年疫情的时候差不多,不同品质不同地段的房租略有差异。”刘姐告诉记者:“海口的租赁市场相对平稳,来海口的大多是家庭‘小住’,一般会住个把月,不像三亚以短期旅游为主,所以不会有三亚民宿等短租火爆的情况。”
海口的楼市也和三亚不同,一般以刚需盘为主。根据海南至理机构发布的数据,2022年12月,海口商品房成交备案1951套,环比增加93套,不同区域板块差别较大。
张波称:“三亚和海口还有一定差别。三亚的外来购房需求长年来看都是高于海口,而海口的本地化需求对市场的支撑力更强。从2023年来看,海南市场的需求量还难言可以恢复到疫情前,一是受制于购房者本身信心因素,尤其是旅游地产的需求提升往往都是滞后于本地自住需求,这也决定了2023年海南旅游地产项目的实际成交量提升会偏慢;二是从海南楼市本身来看,较为严格的限购条件仍有放松的调整空间,未来市场成交量的提升和政策变化也有直接关系。”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